我早已不擅于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“大学生掏粪工”，所以我自然不擅于以更和平的心态来看待“大学生协管员”。 

   身份上的风暴与冲突只是话题的一个方面，而现象的重复却是争议必须直面的背景。继济南、郑州等国内城市之后，长沙城管协管员队伍中也有了大学生的身影。天心区城管协管员特勤中队就是典型的代表，在该中队的29人种，绝大多数成员大学毕业，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，80后大学生成为了协管员正规军。

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纠结、执法与生存都试图胜出，城市协管员的角色每每衍出疲于奔命般“追剿”的执行形象，这早已不是某一刻某一地的传奇文章。当供需过度不对等的潮水退去，大学生就业难的裸泳事实也悄然露出。两者的对接其实也是“顺理成章”。我们已经见惯了太多大学生“屈身不嫁”，见惯太多的“价值低就”，为何独独对“大学生协管员”拍案惊奇与心有戚戚？

市容协管之于小贩，城市秩序之于弱者生存，这种交锋是矛盾的伏笔，也注定了城市协管员要成为社会转型期不完善制度下的“奉献者”。如果说咸亨是管理制度层面的提升与转身暂时还有待时日，那么让协管员的序列进行重新洗牌与组合，自然也是一种“必然的需要”。“妈妈协管员”、“温柔协管员”早已成为一些城市个、城管制度的试水举动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去相信：一些高素质下派生出的执法人员与执法举动，注定将成为城市协管制度的“量变推动者”。

  如同就职与城市协管员的岗位一样，每一次大学生的“看似”不合理就业，都会淹没在喧器与口水里。这种口水其实是遮蔽，遮蔽里有着一种“就业黄昏”的失落，基于太多的事例，太多的人已经可以不再对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而诧异，而当这种诧异依旧暂时无法迎来制度上的突破可能，那么对“屈身下嫁”指手画脚就成为表达的方式。问题是：在激烈的竞争中，就职城市协管员也是一种顺利的就业，是就业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延续赞赏的目光？

  既然城市管理的纠结，最终需要制度来纾缓，那么城市协管员就是光明正大的。既然城市协管员岗位可以终结以为大学生的就业困顿，那么这种就业也是值得击掌的。我们要更习惯以一种不习惯的眼光来看待制度量变与就业竞争。继续刻板成见，不是对待生活语境的务实态度。社会认同与接受的节点之上，还需要一种对新事物的边际赞赏态度。这种赞赏，无论对于城管制度变革，抑或较之大学生就业，都是生疏许久而又迫不及待的。